回顾过去的20年，互联网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体，它带来的是新的市场，新的就业，新的利润。进入2020年，互联网与中国实体经济的连接得更加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来看，宏观环境的变化将深刻影响未来互联网乃至新科技行业发展，它会给中国新经济产业带来哪些变化？
 
变化一、中国将走向更高级社会状态

人口红利是外界经常提起的一个话题，这给社会造成了一种错误认识，即：只要人口持续增长，就必然有人口红利。

实际上自联合国有记录以来，亚洲主要劳动输出国家的人口始终处于一种高速增长的状态，但几乎只有中国享受到了这种人口红利。这有赖于一系列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于1978年施行改革开放政策，那时候中国有大量年轻又不熟练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在过去与发达的西方经济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分隔状态，西方经济体整体富裕乐观，有较高的信贷杠杆，有现金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所以中西方之间生产与消费形成了一组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这才是中国之所以存在人口红利的根本原因。

而现在中国这批劳动力在迅速的老化，并且随着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影响力的增强，上述这种融洽的关系已经不存在。导致一些基础工业岗位流向越南等劳动报酬更低的国家，这种全球局势变化，使所有曾经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发展壮大的国家，必然且不得不走向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状态，以适应环境。

变化二：来自世界的压力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中西方生产与消费的融洽关系正式告破。事件直到2018年10月左右才有反应，中国对美出口和对全球出口同比增长率骤降。5个月后到2019年3月，中国消化贸易战带来的出口压力才初见成效，对外出口整体同比基本维持原有水平。但同期对美出口同比增速始终处于下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找到新的市场，由此，便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工业生产以及科技研究的问题。

变化三：中国贸易对手的转变

一直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占比始终比对美贸易低，但2019年12月，中国对东盟贸易额超越了美国，在两年间，中国对美贸易总额占比整体处于下降趋势，而对东盟贸易却呈现上升趋势。这一方面印证了，基础工业制造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中国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了基础商品的需求方；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维持固有庞大的国家轻重工业找到了新的平衡点，不至因贸易战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这关乎中国国内的稳定，是重要的使命。
除了维持固有产业以外，新环境也为未来中国向世界输出什么提出来了要求，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国内的工业生产也必然受到影响。

变化四：制造业效率问题集中凸显

1970年后信息科技突飞猛进，在美国工业体系内出现了诸如：通信，计算，检索等新系统，美国工业智能化的第一步电子化就此展开。随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与劳动力小时时薪增速剪刀差逐年扩大，此轮技术红利美国一直受益到今天。如前文所述，此轮技术红利在中国被用于解决用户端和消费端的核心矛盾，制造业效能问题被搁置。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效能问题已变得尤其突出，消费端用户体验的改善，加之民间信贷杠杆的提升，中国消费型社会的转型实质上已有一定成效，只是意识上还有断层。而这种状况会加剧供给端的问题，所以未来很长时间内，解决生产端的问题都将是产业发展的主线。
 
变化五：升级的窗口期

同样是2019年3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断崖式下滑的同时，国内工业企业鉴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开启了一轮基于部分降低产能而完成的去库存周期。这个周期在2019年3月得到了一定的正向回馈，即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存货同比增长的剪刀差逐渐扩大，到了2019年末剪刀差才有收窄的趋势。预计到2020年三季度，这轮补库存可以在数据指标上达到平衡。加大生产除了给国内相对走弱的经济环境带来正向推动外，还给中国科技行业带来了难得的窗口期。

欧美与东南亚地区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就给中国产品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造能力向东南亚转移，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具备了和中国同等的技术水平，或至少缩短了技术差距。而想要打动欧美，以及使东南亚市场更多的接受中国商业的渗透，则必然需要中国工业企业在科技含量和工艺管理流程等方面做出显著提升。